扫描微信二维码咨询
中国人自古好义利之争，说是重义轻利，其实除了节妇烈女，没几个人舍生取义。否则，朱由检不会抱怨大臣们“居官有同贸易”。明末，中国距资本主义仅一步之遥。但就这一步，成为成语“功亏一篑”的经典注脚。犹抱琵琶半遮面，清朝经济在半迎半拒的羞羞答答中还是有长足的发展。《哈佛中国史》生动地写道：
虽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总是由农民组成，且西方长时间认为中国是农业社会最名副其实的典型，不过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宣称过着理想化“耕读生活”的中国精英分子，他们通常是无法不依靠从贸易得来的家产资助过活。而那些19世纪来到中国自称为“商业先锋”的西方人，认为自己教导当地人交易的好处，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
然而，此时已非彼时，世界发生了一系列“三千未有之变局”。
工业革命意味着什么？以微不足道的缝衣针来说，李白“铁杵磨成针”显然不是写实，但我们不难想象手工制作一枚针多么费工，不信可以去削一根牙签试试。可是一旦采用机器生产，那效率立即提高多少倍？享誉世界的画家达·芬奇，其实更是出色的机械工程师，最早设计了滚动柱轴、万向节等。他在1496年一则日记中写道：
明天一早我就制造皮带传送带，并开始试运行。每次运行能够生产400枚缝衣针，一小时运行100次就能够生产40000枚缝衣针，12小时就能够生产480000枚。如果按照1000枚卖5个金币的话，那么400万枚就可以卖2000个金币。一天的工资是1000里拉；如果每个月工作20天，那么一年就可以挣到6万达克特。
机器生产缝衣针简直跟天女散花一般，得代替多少工人？所以英国曾经常发生工人砸机器的事，政府也曾禁止机器出口，但生产效率的提高毕竟是人类进步的需求。12西洋古董网站小时生产48万枚针，就可以将一个县的需求满足了吧？一台机器不能生产12小时就报废，那么接下来生产的商品就得销到县外、省外乃至世界各地。工业革命对于农业社会的冲击，比游牧民族可怕多了！著名历史学家马勇说：
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就是新技术发明，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一定会向外寻找市场。这就与今天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一个道理。
不仅如此。在明清更替前后，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欧洲国家三十年混战终于结束，建立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此确立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基础。世界贸易体系，也与此系列原则挂钩，可是这与天朝长期奉行的“朝贡体系”水火不容：一个要求我尊你卑，一个要求国与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两种体系代表的是两种价值观，意味着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世界贸易史显示“自由贸易仿佛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货真价实的“贸易战”迄今在你我的生活当中鳌战着，不过这是题外话。且说大清时候，如果承认平等的价值观，不仅对外的“朝贡体系”将崩溃，内部“三纲五常”的封建制度也将倾覆，专制统制的根基就要塌陷。清廷唯恐失去自己的统治权，所以宁愿海禁不要贸易，宁愿中国社会裹足不前，顽固地一再拒绝世界大潮，冲突愈演愈烈。当然，清统治者也很清楚武力不可与列强同日而语，但是幻想依靠老老祖宗流传下来法宝：礼。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美国、普鲁士、瑞典、丹麦、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陆续上门来请求发展平等的商贸关系，其中英国女王5次致信通商全都失败，仍只是获“朝贡国”待遇。荷兰是17世纪世界最强大国家之一，1605年开始与中国联系，国书明确说是“求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一者是天主所定，一者各国规矩皆然。且令中国人民，兼得利益”。明万历皇帝予以拒绝，1656年又派员抵京，清顺治皇帝视其为“声教不及”的夷人，只是“念其道路险阻，可八年一期”，特准8年一次朝贡的恩赐。荷兰不满意，1665年再派大臣来谋求建立商务关系，无功而还。1686年再来，康熙终于有所感动，但只是改为“五年一贡”。
最典型是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访华，中英双方都非常重视。英国代表团团长马戛尔尼有勋爵身份，带着价值达1.3万多镑的礼物。乾隆本来也非常高兴，早早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然而，中方强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之礼，冲突引爆。
我们很容易想到，孔子时代虽然强调君臣、师生、父子之别，但都“坐而论道”，体现人格上的平等。跪下五体投地叩拜，只出现在祭祖先和天地，或是投降、认罪的时候。到宋朝，高腿坐具凳子椅子取代矮腿坐具，帝王高高在上，大臣只能站在下面。元朝更糟，重用理学，尊卑关系进一步强化。蒙古人本来没什么文化没什么礼仪，“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的耶律楚材，采用中国文化治中国人，说服皇帝的哥哥带头向皇弟行双膝跪拜之礼，进一步用压低别人的方式抬高帝王。到了忽必烈时期，确立新制度：省院台大臣奏闻一律下跪。此后，“礼仪之邦”朝野迅速盛行双膝跪拜之礼，只要遇上比自己大的官都得双膝跪拜。周边小国本来就俯首称臣，自然不在话下。对于西方国家，依然如此苛求，荷兰等国也屈从了，马戛尔尼却以死相拒。
马戛尔尼认为自己是“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那么，清廷为什么要强求呢？不久后，咸丰坦言：“朝鲜、琉球等国，久奉正朔，每遇朝贡，皆极恭顺。若见该夷之桀骜倨侮，必皆有轻视天朝之意。”如此，针尖对麦芒，互不肯让，结果不欢而散。想当年，明世宗朱厚熜为自己父母称呼的礼仪分歧，也跟一大批大臣争得血泪飞溅呢，何况外人！
至于英国政府请求签约的内容，一是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的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二是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在北京设一个仓库用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使馆；三是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为存货及商人居住；四是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为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五是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六是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报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七是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除第7条全是商业性质，乾隆以Minton无先例为由，全部拒绝。乾隆给英王回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当时，清廷诸多大臣都认为“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只要“绝茶与大黄不使出”，便可迫使夷人不远万里来三跪九叩。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贻笑大方，在当年却是冠冕堂皇地写在红头文件当中的。
20余年后英国再派使团访华，继续请求平等协商，建立近代国家关系，嘉庆却明确批示“此事朕不以为喜”，像乾隆当年一样苛求三跪九叩之礼。英国使团团长阿美士德强调说：
假如叩头这个仪式只不过是拜见君主的方式，那照着去做就不会存在什么反对。正如马戛尔尼勋爵的提议所表明的，但当它是被专横地坚持作为一种承认中国皇帝是天下的主宰，而看作是作为他的藩属的其他君主的责任而要求时，这就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令人屈从的。对于它的屈辱，需要加以慎重的考虑。
乾隆们苛求的叩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而是强求以此表示你英国也同意做我天朝的属国。所以，阿美士德也拼死拒绝，结果同样被驱回。
嘉庆还明令不准再有外国使臣进京，同时给英国女王颁赐一道敕谕，毫不客气说：“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劳跋涉。但能倾心孝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这无异于绝交书。而嘉庆余怒未消，当日又谕两广总督，指令他们将英国使者按照押送本国充军罪犯一样遣送回国，沿途弹压，并准备停止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幸好当时两广总督不糊涂，灵活处理。过几天嘉庆自己也有所意识，改示“以礼遣归”。白云涛评论：由此“可知嘉庆皇帝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就处理此事而言，荒谬、无知、自私到了极点。”台湾学者郭廷甚至说：“设果如此，中英战争（指鸦片战争）或许要提前二十年”。
其实，不仅西方需要中国市场，中国也需要西方市场。中国长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西方货物兴趣不大，而西方对中国生丝、土布、瓷器、绸缎、糖、樟脑等非常感兴趣。这样，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是顺差，英国逆差，外来白银大量流入。中央官府要海禁，地方官府可不干，偷偷摸摸也要跟外国人交易。英国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在中国大做为人不齿的鸦片生意。不过，从哥伦布远航到工业革命的300年间，世界性贸易时尚有三：一是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买卖，二是美洲金银出口欧亚，三是致瘾性食物（包括咖啡、茶叶、糖、巧克力、烟草及后来的鸦片），而后者在工业革命之后仍然长期盛行。中英两国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又由于地方势力与中央官府三心二意，列强视为有机可乘，越来越胆大妄为，便渐渐由礼仪冲突演变为武装冲突，由两国矛盾扩大为中国与多国矛盾。
道光主禁，派林则徐去禁烟是对的，但他应当识意到此举将损害国内一些人的不法利益，引起英国不法商人的反抗，应当对他们的军力有正确的评估，并采取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可他都没有。一方面他没把英国舰队将远涉重洋来犯的消息当真，认为那只不过是恫吓；另一方面又认为英军来也不怕，说他们的战船太大进不了中国江河，“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能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他们盲目地放大自己的优点和敌人的缺点，根本不把英军放在眼里。黄仁宇说：“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当英国区区4000名侵略者果真来到时，我四亿人口的大国在自家门口居然无法抵抗，让我今天想来还感到十分丢脸。
当时，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一场演讲中评论正在进行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只是争执的导火索……战争的肇因是磕头（kowtow）！——中国摆出傲慢无理的架势，认为她和世界各国的商贸往来并非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而是基于宗主和藩属间屈辱和卑下的关系。”柏杨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写道：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而且人们也乐意把这项肮脏的罪名加到侵略者头上，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徐瑾近来撰文说：
我在《白银帝国》中写过，冲突本质不在于鸦片，而在于白银，更是天朝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撞。在鸦片战争之前，冲突的导火索已经埋下，那就是当时粤海关的腐败。清朝的关税并不重，但是关税之外各类明暗贿赂让英商不堪其扰。英国马戛尔尼去见乾隆，名为贺寿，其实就是告御状。大清固然不想打战，英国国内反对声音也很大，各种外交协商途径都使用殆尽之后，最终才不得不走向战争。
英国方面则称“通商战争”,自始至终都没有宣战，只是军事报复行为（reprisal），而不是正式战争。他们不喜欢正规帝国及其统治成本，热衷建立以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新的世界体系，将当时的海外战争大多视为“规训”：你不遵守新的世界体系游戏规则，就讨伐你！这方面，西方表现是野蛮的。好比求婚，闺女本人也有意，但家长出于某种私心强求他入赘来做我儿子，不同意就横加阻挠，结果变成抢婚。
清初，中国出口创汇产品主要是陶瓷、生丝和茶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久，英国研制出更好的陶瓷，欧洲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养蚕业和丝绸业则在日本崛起，并取代世界丝绸出口中心。英国人还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大力种茶，导致中国的茶叶出口也衰败。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出口创汇？
令人不敢相信的真相是：朝野根本就没在乎鸦片之害，而在乎鸦片之利，要实行“土烟驱逐洋烟”民族产业保护政策。连林则徐也如此，早在1833年曾建议自己发展鸦片生产，1847年还在写给他的学生、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信中进一步说：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
事实上，光绪年间，“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南旋记》记涪陵：“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碗、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1875年云南全省1/3耕地种植鸦片。贵州省稍晚，1879年产罂粟不到2000担，5年后就增长到4万担。陕西、四川、甘肃、直隶等地，也都像我们今天种烟叶一样鼓励种植罂粟。1882年本土鸦片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担，而洋烟仅5.4万担。民国之后还有不少地方盛行种罂粟，1949年以后才禁绝，你说这“鸦片战争”冤不冤？
其实，乾隆不傻也不会不讲理，完全能够适应现代文明。我还感慨：英商控告行商倪宏文拖欠白银达11216两，经查属实，但倪宏文无力偿还，巡抚只是将倪宏文处以“减等拟徒，援赦杖责”。对此，乾隆认为“殊属宽纵”，要求刑部从严处理。刑部批复驳斥广东地方保护主义：
今倪宏文拖欠夷商货银，数至盈万，实属有心诓骗远人，非内地钱债之案可比。至所供落价亏本，及赊与客贩、舟覆货沉等语，均系狡词支饰，岂可凭信。
结果“改拟杖流监追”，即不仅要杖责，更重要的是得赔偿人家的损失。也不仅如此，乾隆还批评那位广东巡抚“平日尚能认真办事，何以审拟此案荒唐若此”，将其“着交部察议”。同时要求不仅当事人倪宏文得赔，相关官员也得“按数摊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乾隆解释说：
外国夷商，贩货来售，内地民人，与之交易，自应将价值照数清还。若因拖欠，控告到官，尤宜上紧严追给领，并将拖欠之人从重究治。庶免夷人羁滞中华，而奸徒知所惩儆。
乾隆还强调说：“地方官庇护内地奸商，而令外夷受累，屈抑难伸，其事实乖，殊非体恤远人之道。”乾隆公正处理此案，目的是怕洋人在中国久留，同时也注重对外的商业信用。因此，我想要是都能坚持以这样态度对待国际贸易，不至于后来发生“鸦片战争”，而我们今天社会的商业信用也许比西方更好。可是，乾隆更兴趣的是闭关，并赋诗自鸣得意：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俱增哉。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乾隆、嘉庆、道光们却依然幻想用“朝贡体系”的古老方式去解决，冲突怎么可能不日趋激烈？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大炮上刻着一句话：“外交沉默了，要由大炮来说话。”这话不幸应验在大清。
短短的近代史上，中国被迫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令人悲愤不己。殊不知起因正是乾隆、嘉庆、道光们既要对谁都蛮横地强求我尊你卑不平等，却又打不过人家，令人啼笑皆非！
往期文章：
浅谈德国梅森瓷器（Meissen porcelain）收藏（入门篇）
版权声明
内容来源于网络，若侵权，请联系删除
上一篇：新一代“官窑”粉彩轧道瓷
下一篇：珠山八友｜民国时期的绝代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