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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瓷历史上，各朝青花瓷上不同的蓝釉色调，皆有其独特之处。唐代(618-907)为蓝釉陶瓷的滥觞，青花瓷在此时初见雏型，至元代(1279-1368)大放异彩，更于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朝持续发展，成为中国陶瓷史道尔顿上烧制规模最大的品种之一。其中，不同种类的钴料的应用，可谓青花发色至为重要的关键所在。
钴料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据知当时在西亚便以其作蓝色呈色剂。但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只自战国(公元前475-221)时期的文化遗存始，有少量玻璃珠及玻璃器上有钴蓝烧熔的痕迹，根据器形、工艺来看它们极有可能来自西亚，而不似中土制造的东西。
除玻璃工艺外，中国在唐以前一直未见有蓝釉陶瓷。在中国古陶瓷文明之路上，各色釉中，蓝釉出现得几乎最晚。在古人眼中，蓝色实在算不上吉祥的颜色，但凡沾上蓝色，多有点恐怖的意味。尤其是那种深蓝，属于蓝色系中的最冷色调。佛经中恶鬼的名字有叫蓝婆的，塑像常常是将蓝色涂抹在脸上，用其色唬人;古代乡试中的考卷有遭污损或不合程式的，考官会用蓝笔写明处分，称为“蓝单”;唐人在《酉阳杂俎·虫篇》写道：“蓝蛇，首有大毒……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听之悚然。
文学赋予的社会角色总是很难摆脱，所以在唐之前，我们至今还未发现丝毫蓝色釉彩的迹象。从烧造的偶然性上，虽然蓝色极有可能出现，但工匠也许并未想要开掘出什么“不祥”的蓝釉产品，因此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唐三彩中蓝釉的突然闯入。
唐时丝路畅通繁荣，致使钴料得以传入中国，并将它用作陶瓷烧制的釉料之一，与当时其它含铅量高的铜绿釉及铁褐釉一起作为低温陶器上的装饰釉料，烧成后的釉色流光溢彩，釉面布满细小开片，从而造就举世闻名的三彩陶器。
三彩之蓝釉色彩饱满莹润，与黄、绿、白等色并行，千变万化，令人始料不及。人们常说“三彩加蓝，价值连城”，不过怕是今人看着再耳目一新，也不如唐代人当时自己的感受强烈吧。
唐三彩是一种尝试，之后的古代中国人开始接纳蓝釉。宋人崇尚极简美学，宋瓷釉面讲究温润素净，追求静谧中体现纯朴高雅，然而这也使得钴蓝料在陶瓷上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直到元代，在草原文化中，青花的蓝与白暗合了蒙古族对苍狼白鹿的图腾信仰——苍如蔚蓝苍天，白则意味纯洁良善。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以蓝釉为主要观赏对象的青花瓷自此大肆兴盛，并造就陶瓷史上的第一高峰。
元代所用钴料来自波斯，古称“苏麻离青”或“苏勃泥青”，其含铁量高，富发散性，烧制后的青花在积釉处有铁锈似的黑褐斑点，斑点处下凹入胎，呈色浓郁翠艳，视觉效果极为德国梅森瓷器鲜明。
及至明代，“苏麻离青”料于永乐(1403-1425)、宣德(1426-1435)年间，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引进中国。加之当时御窑厂的严格监督，致使永、宣青花呈色幽深，如宝石蓝，后朝更奉其圭皋，并有“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的美誉。
相较于进口钴料，国产钴料则因洪武(1368-1369)年间的数次海禁而被重视。但此钴料含锰量高，色调浅淡，发色也是良莠不齐，因此在永宣时期的青花瓷器制作中并不被重视。一直到成化(1465-1487)、正德(1506-1521)年间，则又以江西乐平所产的“平等青”(或“陂塘青”)作为青花釉料的主要来源。由于“平等青”的淘炼较精，杂质量少，因而烧成之青花色调匀淡典雅，呈色稳定，并有云遮雾障之感，成就这一时期青花瓷器之独特风貌。
西除乐平以外，还出产一种名为“石子青”的钴料。其发色偏黑，多为当时民窑烧制青花所用。但到了嘉靖、万历年间，一种来自中亚、新疆和云南的“回青”因难以单独使用，而需与国产的石子青进行混合才能加以利用。通过调整其混合比例，这种青料有上青、中青之分。若回青比例高于石子青，则其青花发色紫艳绚丽;反之则略显灰蓝。
青花至明以后，又在康熙(1662-1722)年间再创巅峰。当时主要采选浙江绍兴、金华及衢州一带出产之“浙料”，加上纹饰表现手法以分水皴法绘之，因而成品发色翠蓝透亮，层次分明，富立体感。
入门青花瓷器鉴藏，需多注意各朝青花发色上的微妙变化，经过细心观察比较之后，如此过程不仅能训练眼睛的感知能力，同时还可增强自己对各朝风格的了解及审美意趣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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