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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们刚刚借中国青花的流行，重温了西方对中国的狂热——本期节目上承在那之后的历史，在洛可可时代，中国那些精美的手工业产品是如何陶醉了欧洲人的幻想，编制出一种尴尬东方风情。
而后，我们会掠过诸多文明古国的风尚，看一看一衣带水的日本，是如何特立独行地在最遥远的东方骤然崛起，完成文明化史上不可思议的超越。
而这正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事情。
－文字稿－
长期以来，在欧亚大陆的最西端，一个欧洲人所能期望的最遥远的旅程，就是去往神秘东方，但要等到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目睹了远东的繁华，关于中国的幻想才开始在艺术中流行起来。
洛可可风格把中国幻想成它们想往的田园世界：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是法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洛可可画家，它的作品除了粉蓝金黄的希腊神话，就以意淫中国的作品最著名：它幻想柔美的中国人剃着各种不干净的秃瓢，在成堆的小商品里张灯结彩过家家，宫娥女眷遍地打滚，奇花异草四处疯长。
他还设计了一组挂毯，描绘了中国人不知怎的在海滩的椰树下支着帐篷摆起了地摊，也描绘了一个硬说是中国皇帝的人，在仪仗队的簇拥下坐着敞篷的轿子走进花园——这倒也不奇怪，轿子这种中国载具在18世纪的欧洲宫廷非常流行。17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造访她的亲妹妹，法国王后玛丽·安托内特，就坐着一顶四品以下官员的小轿子。
风靡欧洲的中国符号岂止是轿子。相比其它艺术流派，洛可可艺术更多体现在室内装饰上，在这本1754年出版的《绅士家具指南》（Gentleman and Cabinet-maker's' director）中，满满当当都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中式家具”：装有飞檐和尖顶的橱柜、木头靠背的椅子、窗格子装在床背上、在灵堂里睡觉，在这些家具周围，是不留余地的壁纸、漆画和刺绣，上面尽是与布歇一脉相承的亭台楼阁鸟语花香。
当然还有瓷器——18世纪的贵族在家中见缝插针摆满中国瓷器，买不起中国的就自己仿冒一些——尤其是德国迈森，他们成功钻研出了高温硬质瓷的工艺，然后烧出了这些混搭的秃瓢摆件。
作为那个时代最典范的案例，白金汉郡有一座英国国家遗产，克莱登大宅，修建于1757年到1771年之间，里面俱是这种叫中国人不知从哪开始笑的中国风格，仿佛整个历史都错乱了。
然而也正是英国人终结了中国风格的热潮：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欧洲对中国的好奇与好感迅速衰退，中国也进入了延续至今的文化自闭，中国风格很快就被埃及、阿拉伯乃至印度的异域风情取代了，欧洲各大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前往这些殖民地采风写生，这种浪漫与写实兼具“东方主义”成为19世纪学院绘画最独特的类型。
与这些文明古国的作为选题摆设的被动境遇相反，我们必须看到日本文化在19世纪强烈地撬动了整个西方艺术史的轨迹：当时的欧洲画坛正处于生死转折的变革之际，作为产品包装出口到欧洲的浮世绘，尤其葛饰北斋1814年将浮世绘改革为日本漫画，歌川广重的民俗作品复印了数十万张，无不吸引了新锐画家的注意：东方艺术不讲究科学透视，也不钻营光影关系，使用大块而明快的纯色，勾勒优雅生动的线条，描绘市井平凡的生活——这给莫奈和马奈等人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受日本绘画的影响，从印象主义开始的欧洲绘画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向着现代迅速迈进。
特别是1867年日本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法国艺术商齐格飞·必应（Siegfried Bing）开始投机日本工艺赫伦品，他在1883年创办了杂志《日本艺术》，（Le Japon artistique），全面地介绍了日本艺术的方方面，不仅有浮世绘和传统工艺品，还涉及到日本绘画，染织，演剧等等各个方面——梵高因此迷上了歌川广重的作品。
皇家德比1895年，齐格飞又开了一家专门展示日本商品和新锐欧洲设计的画廊——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新艺术的商店”（Maison de l'Art Nouveau）——我们曾经讲述过的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就是因此得名——尤其表现在装饰绘画上，新艺术运动使用大面积的纯色，并且用清晰的深色线条勾勒，正是来自东方的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在巴黎世博会的第二年开展了明治维新，诚心效法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虽独立于一片硗确之地，却在几十年内崛起为一流强国，向全世界销售优质的工业产品，也将自己传统寓形于现代，输出到了五洲四海，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陷入衰老与低迷，日本的文化已经在世界艺术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这危机与转折的年代，这些历史实在值得我们沉思，在我们自言自语埋怨受人误解的时候，那尖顶的帽子与癞痢的辫子却不知何时才能摘下来，叫人看看中国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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